七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四川一个边远的小山村，我是家中的长女，二妹、三妹接二连三地出生了，为了逃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父母带上两个妹妹到广州打工。我小学毕业后也跟随而至，帮忙料理家务。尽管我还年幼无知，但一面看着父母亲因没知识、没技术只能靠在建筑工地干苦力活以换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一面感受着外面华丽的世界，也常常觉得有一股使不出的劲。

　　为“报恩”，我委身长辈男人

　　一天，有个老乡来串门，望着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我，对父母说：“让阿英到我店里帮忙干活吧，这样多少也能贴补一下家用。”当天，我便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随老乡来到他开的饭店里。饭店不大，但却干净、明亮。做的是快餐生意，因为前边有个车站，人来人往的，所以生意也兴隆。

　　在饭店干活后不久，我发现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经常来吃午饭，老板叫他李司机，他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和一群人来，他们说的话我压根听不懂。后来渐渐得知他们是从梅州开车到广州的客车司机，说的是“客家话”。这些司机中有几个经常会用言语挑逗我甚至动手动脚，老板为了做生意，装作看不见，我寄人篱下，也只得忍气吞声。有一次，他们看着我的窘态越发猖狂大笑，李司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他们发话道：“别老拿她寻乐，找别个去。”自那以后，那些人再不敢对我胡来了，我从此也对他心存感激。

　　有一天我正上班，妹妹忽然急急忙忙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对我说道：“爸爸在干活时突然晕过去了，是老乡们帮忙才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脑出血，必须立刻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手术前必须先交五千元押金，现在家里只有一千多元……”我一下懵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冷静下来首先想到的是向老板借钱，谁知老板在旁边听完妹妹断断续续的诉说后，对我说道：“只能给你预支两个月的工资，一千元。”我猛地给老板跪下，苦苦哀求道：“老板，你就行行好，借我四千元吧，我给你磕头了！”随着我的头“咚咚”地叩响，地上也沾上了斑斑血迹，可老板仍对我说道：“阿英，不是我不肯借你，是我这小店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正当我觉得绝望无助时，角落里坐着的李司机突然站起来，走向我妹妹问道：“你爹在哪家医院？走，带我去看看！”走投无路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彼此素昧平生，就像在绝境中的人突然抓到救命稻草般，拉起他的手立刻赶往荔湾区的一家医院，可怜的母亲正坐在医院的角落里无助地掉泪。看到这个情景，李司机二话没说交了五千元押金，就这样，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父亲终于进了手术室。直至此时我才知道他叫李海平，梅州人，承包了两辆往返于梅州和广州的汽车，雇了几名司机帮他开车。由于抢救及时，父亲的命总算保住了，后续治疗费一万多元都是李海平先垫付出去的。母亲紧紧拉着恩人的手感激涕零地说道：“你真是大好人，可这钱我们恐怕一时半会也还不了你。”李海平沉思了一会说道：“我车上正缺售票员，就让阿英帮我卖票，用工资逐月还上吧。”

    从那以后，我便在李司机的车上卖票，他在车站附近帮我租了一个小房间，工作之余，我们也会闲聊一些家庭琐事，我渐渐得知他夫妇俩都是梅县一家国有企业上班，有个读高中的女儿。

　　转眼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李海平从家乡带来一蛇皮袋鲜柚子，让我带给父母尝尝，那晚卖完车票，他没有随车，而是和我一起到了父母租住的地方，老实巴交的父亲见到恩人和老板双重身份的李海平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会尽快凑钱还他。李海平却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那钱我也不急用，就用阿英的工资慢慢还好了，别老挂在心上，身体要紧。”一席话说得我既感激更钦佩。那晚李海平送我回到